英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不“给力”

中国历史是有15次灭绝人口的大屠杀，也只有200年的和平时期。

由此可见，必须区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欧模式，社会改良与新自由主义的美欧模式截然不同。主张凯恩斯主义的某位中间派西方著名学者也承认，二战后西方的社会改良成就来自冷战生存压力，尽管她怀念瑞典模式所体现的温情脉脉的资本主义，却哀叹压力消失后资本主义就不可遏止地向最野蛮的形式堕落。

[5]美国显然无法容忍滥发货币政策导致美元霸权衰落，因为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基础，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凭借拥有强大国家调控能力的优势，较好克服危机冲击恢复增长与美国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在奥巴马访华后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包括为朝韩冲突、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推波助澜，甚至派遣航空母舰到黄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蓄意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紧张局势以遏制中国崛起。2011年美国、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强迫希腊推行的经济调整政策，直接伤害了希腊民众的利益并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希腊所有城市的主要广场都挤满了举行抗议的人群，雅典的辛塔格玛广场聚集了数十万抗议民众，希腊工会发动了多次全国大罢工抗议向民众转嫁危机。美国的标普评级公司相继下调美欧多国债务信用等级，令人担忧2012年美欧将会再现2011年的严重金融动荡。美国民主仿佛是点厨子不点菜的不实惠民主，可供民众选择的 厨子是靠金钱包装炒作出来的，尽管政客选举时能吹得天花乱坠，一旦选举结束后却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义务，仿佛是老百姓仅仅点了厨子，真正点菜的却是幕后游说的金融垄断财团。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日本盛行的是什么？盛行职工终身雇佣制，还有职工以企业为家，借鉴中国的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日本农村也进行土改将地主土地分给普通农民，包括日本的学术界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占上风，这些社会改良显然远远超出了凯恩斯主义的范围。

突尼斯发生动荡诱因之一是警察羞辱导致一名小贩自杀，美国某州的财政危机导致大量裁减警察、消防员、教师，甚至维持社会稳定的警察也自身难保发生了自杀悲剧。中国民众、企业界、金融界应应充分吸取2008年和2011年的教训，善于从金融战争的高度识别西方媒体和高盛等金融财团的舆论误导，2012年应避免落入股灾陷阱和各种有毒资产陷阱再次蒙受巨大损失。就此而言，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以更加全面的思维为保障房市场做好融资工作。

如果无法保证数量，就应该以质量为先导，切莫急于去贪大求全。显然，如此大的资金缺口严重捆缚了保障房正式入市的脚步，主管部门安排新渠道所投入保障房市场的资金，很可能只是涓涓细流，难解资金缺血之痛。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成为本轮楼市调控贯彻有保有压政策的重要抓手，但资金短缺问题却掣肘了保障房上市进程。然而，在分析保障房市场资金的供求结构之后，我们却仍难以充分乐观。

而从房产税试点开征情况看，2011年上海、重庆两地分别征缴税款不过22.1亿元和1亿元，这与高达数万亿级别的资金需求相比，着实是杯水车薪。进入2012年度，上年已开工的保障房需要继续投钱建设，而当年新开工的项目也在源源不断地上马，同样是嗷嗷待哺。

(经济学博士，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 进入专题： 保障房 。单纯依靠修补性的制度建设，已经很难破解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困局了。如今，债券融资、房产税试点收入等新增渠道的开辟犹如雪中送炭，体现出主管部门积极解决资金问题的意向。财政部近日发文明确，在保障性安居工程现有资金来源基础上，将增加的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地区取得的房产税收入、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用于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设，确保不留资金缺口。

据预计，保障房资金压力将可能会攀升到1.8万亿至2万亿元之间。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很难期望用于保障房建设的地方融资规模能有一个大的突破。由此，笔者认为，行政部门应该承认既有财政体制和保障资金制度客观现实状况，在资金供给不足问题未有实质性缓解的语境下，保障房建设切不可贪大求快。当然这样的建议只是基于资金缺口现状下的权宜之计，为保障房市场扩展资金源泉的工作决不能止步不前。

保障房大规模入市可谓是众望所归，它不仅能满足许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更为关键的是可以优化楼市供求结构，带动房价实现理性回归。比如，作为财政之外的重要资金力量，社会资金投入的积极性要充分调动。

平衡预算、及时还债反而是地方政府面前的首要工作，如果处理不当则极易引发信任危机，影响到后续融资。但需要提及的是，相形保障房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压力，这些新增渠道的输血能力远远无法覆盖。

可见，通过土地出让金渠道提供的资金规模将会缩水，这与保障房建设资金需求膨胀趋势之间产生了背离。但遗憾的是，在各地方开工捷报频传的同时，关于竣工的声音却颇显微弱，那些机器轰鸣的工地距离成为老百姓期盼的家还很远，而后续资金不足正是导致保障房建设未达公众预期的关键。弥合保障房资金缺口，还需要进一步以全局创新思维实现突破。总体而言，要想实现保障房资金建设的全面突破，财政部在制度推进上的力度可能还要加大。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各地保障房建设如火如荼，基本实现了年初向中央立下的军令状目标。财政部此番发文拓宽融资渠道，其目的就是要破保障房既有瓶颈。

从地方债发行情况看，此前的融资目标并非全部指向保障房，且已陆续到期。这同样会对保障房建设的大规模资金筹集构成负面影响

香港已是亚洲区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无论是在基础制度、市场机构还是地理层面，都可以作为内地实施国家渐进性金融开放战略的风险缓冲区。配合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不断发展，放开境外机构和自然人持有的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包括国债、企业债和央行债券在内的各类债券投资业务。

推动两地资本市场有限融合中国经济时报：在短时期仍保留必要的资本账户管制框架下，你认为如何有步骤推动两地资本市场的有限融合？夏斌：可有控制地推出上海、香港交易所互挂ETF等产品。三要做到境外各机构与自然人参与、扩大境外人民币市场的持有及市场交易活动。

中国渐渐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但在金融领域远没有充分全球化，要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环境，资本项下开放的步伐不宜过快，而这决定了人民币不可能尽快或真正实现国际化。如果发挥好香港在国家金融战略中风险缓冲区的作用，支持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不仅不会削弱上海未来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可以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二是能让境外的人民币像其他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可用于存款、贷款等全方位业务。上海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形成，舍去人才、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的讨论，仅中国资本管制一项，在完全放开之前，上海人民币市场不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推动外资企业（银行）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基础上发行股票。近期应重点推动金融业的对内市场化、自由化，做大做强国内的金融市场业务。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力量，对现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滥发行为进行适当约束，引导各地区货币区域化和去美元化潮流，为人民币的国际化预留空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面临资本管制等障碍，如何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的软实力？就此，中国经济时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夏斌。

中国放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追求，不仅不利于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的汇率环境，而且对国际社会而言，则缺少了一股能体现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变化的、对有缺失国际货币体系制衡的改善力量，这是制约国际货币间汇率过度动荡中的一个遗憾。允许境外注册的中资金融机构公平获得QFII资格，着力培育本土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随着2020年战略过渡期的结束，一旦中国资本账户完全放开，人民币将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货币（区域货币），届时人民币资产的规模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允许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和国内机构、自然人美元持有者投资该债券市场。其意义，一是促进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二是减少不必要的外汇资金流入，避免外汇储备和国内流动性的不断增加。亚洲是世界美元储备最多的地区之一，又是今后世界各地区中经济发展最快、投资回报最高的地区之一。

伴随东半球经济的崛起，中国和亚洲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建立一个与其未来经济地位相匹配、以区域内金融机构和货币为主导的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与香港可联手积极探索亚洲美元市场。

沪港合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经济时报：如上所述，你认为上海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但受资本管制和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等限制，沪港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夏斌：我国在综合国力、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信任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币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适宜完全的国际化，因此在2020年前，人民币国际化应追求的只能是区域化目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应主要定位于境内各种人民币资产的交易中心，其形成根本的因素取决于中国金融业对内市场化的步伐以及对外开放的程度。

据统计，2010年上海金融市场（不含外汇市场）交易总额为386.2万亿元。应鼓励以亚洲美元资金支持亚洲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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